gxf [15]蒋少荣：《公民受教育权及其实现中的法律关系》，载《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1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两篇论文讨论的问题是传统的宪政史很少关注的美国早期的行政和财政建制。 如前所述，胡晓进讲述了一个清末民初美国宪法进入中国人的知识范围的故事，初看是一篇考证文章，细读则可引发诸多联想。
关于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state）与宪法的关系的研究虽然成为宪政史研究的热点，但主要作者还是来自法学、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领域。就在 1853年关于大陆铁路的辩论之后的次年，国会针对斯蒂芬·道格拉斯提出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进行了激烈辩论，奴隶制问题在其中占有核心位置。在宋华琳看来，这种现象说明早期共和时代的联邦行政建制虽然可能因为总统任期的变更和总统意识形态的差异而缺乏 20世纪行政体制建设的牢固性和持续性，但这个过程并没有中断。宋华琳并不否认内战前的联邦行政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文官制度，也缺乏统一的行政程序法，针对行政违规的司法审查也相对有限，但他强调早期行政部门的内部建制———包括执法机构官员的素质专业化和政策逻辑性的建设———对后来的行政法演进是有铺垫作用的。胡文报告了学界对美国宪法进入中国的时间和渠道的最新研究，尤其提到，1881年蔡锡勇《美国合邦盟约》译本的发现将美国宪法汉译单行本的出现时间推前了 20年。
面对社会运动，传统的通过宪法修正案的修宪方式已无法及时回应越来越频繁的政治压力，司法释宪也越来越成为宪法变迁的主要渠道。如此的安排也使这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章有机会在中国的美国宪法史研究的学术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值得庆贺。[4]而随着《办法》第25条的施行，原可获偿科研活动的成本被转嫁至教师身上的可能性极大增加，教师个人的经济权利面临二次侵害，这也对教师从事相关学术活动的积极性产生了消极影响。
将管理纵向经费的制度直接适用于横向经费的管理，不仅违背一般经济学原则（如付费者决定原则），[31]而且还可能限制横向项目经费委托方出资权的行使和最终成果的学术水准。我国法律对学术自由权的边界设定较之宪法有限细化。[25]但在实践中，根据《高等教育法》第48条的规定，高校对教师实行聘任制管理，且第41条明确校长具有解聘教师的权力，因此教师实际难以进行有效的批评、建议、申诉乃至控告。总之，在规范上将高校与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和国家机关财务管理制度脱钩是解决前述问题的形式关键。
如《高等教育法》第10条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自由的规定就初步在国家（教育行政权）和高校之间构建了对应关系，而第51条高等学校应当为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和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便利条件的规定又初步在高校和教师的学术自由权之间形成了庇护关系。而第31、32、34、35、36、37、38条也对大学调整招生比例、调整专业设置与学科、制定教学计划、开展科学研究、开展境外合作、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以及管理使用财产等各领域的自主权问题加以规定。
第五，前述问题最终归结为：如何实现间接费用的补充性制度观照？核心在于学校财务管理部门的认知与能动。第二，影响学术交流活动的顺利开展，甚至增加本单位科研经费的支出，从而与节约经费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26] 蒋洪池：《论学术自由的限度及其实现》，《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5年第1期，第35页。由此，《高等教育法》第10条规定：在高等学校中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应当遵守法律。
但在我国目前的科研管理体制下，教师对于科研经费的使用基本局限于科研成本补偿，难以获得与其付出的智力劳动相适应的报酬。另一方面，大学章程保障学术自由的路径主要是通过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教代会等教师组织改变高校内部行政权压制学术权的痼疾，根据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章程》，虽然其第4条原则性地宣示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应当尊重学术自由，但其17条规定学术委员会对于学校预算决算中教学、科研经费的安排和分配及使用仅具有事先的咨询意见提出权，实际上已经窒息了依靠校内学术自治组织乃至大学章程对抗《办法》第35条的现实可能性。虽然强调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主体的唯一性，却并未提倡管理制度的单一性。[10] 转引自徐吉洪：《论大学学术自由的限制》，《江西教育科研》2007年第5期，第80页。
三是实际报销数额须依财务制度对票据进行审查后方能确定，故所谓财产的具体标的数额亦不明确。（三）次生影响：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及其合法性排除 在基本权利谱系中，前述困境实际上可引申为学术自由权问题。
[15]大学作为学术自由权主体在我国法律上也具有一定的依据。实际上，《办法》标题中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并非严谨的学理概念，应作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解，其范围要大于传统理论上中央国家机关的表述。
可见，对于间接费用，高校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支配空间。《高等教育法》第10条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另一方面，对学术活动主办方而言，随着《办法》第25条的出台，其要么全额支付受邀者的全部经费，要么只能全部由受邀者自负，于是对后者的选择成为普遍现象，这同样导致了参与者实际支出的经费大大增加。参见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312-313页。必须取得真实、合法票据进行财务报销，不得使用假发票。[29] 仅就《办法》第25条妨害学术自由的纠偏而言相对容易，即只要将其在高校中的适用明确限于行政人员即可。
而《高等教育法》全篇共有5个条文提到了自治，同样不牵涉大学自治的意蕴。如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8月8日作出的《关于审理水行政征收案件应适用国办发〔1995〕127号文件请示的答复》中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32条、第34条的规定，实施取水许可制度的步骤、范围和办法以及征收水费、水资源费的办法应由国务院规定。
[23]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教财〔2005〕11号）第二项。【关键词】高校科研经费管理。
[23]二是目前科研经费的使用多数情况下采个人垫付再报销补偿的方式，教师亦无实际占有权。这两种不同进路的结合面则集中指向前文所述的教代会、教授委员会等协商民主机制，故逐渐丰富的大学章程在该领域的作为诚值期待。
[7] 第五，《办法》25条同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意旨相左，引发规范适用困境。又如，《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意见》（教监〔2012〕6号）第二题第8条规定：按照预算批复的支出范围和标准使用经费，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益，即符合预算批复的支出即属可正常使用的经费范畴。[29] 第二，脱钩之后，应深入契合高校科研经费适用特点，取消不问经费来源的统一规则管理模式。[28] 传统上的中央国家机关是指中央一级的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两高等。
[2] 以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为代表的对田野调查和第一手资料格外重视的社会科学尤为如此，笔者就有相关的调研和报销经历。具体到本文论域应至少体现为：纵向经费中的无住宿发票情形，根据《办法》第25条，往来交通费自然无法报销。
结合本文语境，《办法》第25条涉及行为的规范主要是通知义务。在制度实施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章程》第47条规定：学院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对学院的教学、科研、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事项安排进行集体讨论，表决决定或协商确定。
二是监督救济路径的明晰，即针对宪法诉讼阙如、行政诉讼乏力、民事诉讼错位的现状，在相关法律制度完善的过程中切实考虑相关因素，实现法定救济路径对这类问题的全面覆盖。[22]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对原第11条（修改后的第12条）作了较大的修改，但遗憾的是未涉及该问题。
第三，批评、建议、控告、申诉或协商。三是制度改革基础的法定，即对于前述基于不同经费来源的不同管理体制、相关纠纷的批评、建议、控告、申诉或协商机制等制度建议，在经过充分实践验证的基础上予以及时、明确地法律化，使之同学术自由保障、监督救济等法律规范形成协调有机的制度体系。[25] 实践中，高校一般将这种申诉区分为校内申诉和校外申诉。[17]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大学公立化之后，大学亦蜕变为科层制国家监管学术自由的工具
乡镇街道除法律法规授权外不设立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单位。城管职能的扩张在实践中造成很多问题，需要进行调整。
基于以上考虑，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这种综合行使原由本级政府若干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的新型行政主管部门，不能按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旧思路处理与上级政府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关系。推进综合执法，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
│ ├───┼────┼───────┼────┼─────┼────────────┤ │6 │2009-2-1│西安市城市管理│市级│43│总则，职责权限，执法规范│ │││综合行政执法条│││，执法配合，执法监督，法│ │││例│││律责任，附则。│ └───┴────┴───────┴────┴─────┴────────────┘ 【注释】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法治政府建设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A018。
